我们今天会第一次讲一位设计师的故事，不过其经历很富传奇性，作品也几乎人人皆知。他就是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之后的工业美学搭档，前苹果公司工业设计高级副总裁、首席设计官乔纳森·保罗·艾维（Sir Jonathan Paul Ive，简称Jony Ive）。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上周，数字支付公司Strip在其Stripe Sessions年度大会上邀请了Jony Ive，与Stripe联合创始人兼 CEO Patrick Collison做了一番深度对谈。接下来的主要内容，就来自于此。
不过，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Jony Ive的职业生涯。他1992年加入苹果，1997年在史蒂夫·乔布斯回归后被提升为工业设计高级副总裁，2015年起担任首席设计官。2019年，Jony Ive离开了苹果，与Marc Newson共同创立了设计工作室LoveFrom。但是，苹果是其首个客户，并维持了三年的合作关系。2021年，LoveFrom与法拉利合作，参与设计了后者首款电动车。
与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设计可能就是iMac G3了，当时真是实在预料不到电脑可以长这个样子（尤其是透明的后壳）。（图片来源：由 David Fuchs 修改；原作由 Rama 创作）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2023年，他还为英国王室设计了查尔斯国王加冕Logo。很明显，设计风格已经与苹果时期大有不同。在这次访谈中提到，Ive默认了LoveFrom的设计风格正进入所谓的“装饰时代”（ornament era），与苹果时期极简主义（Minimalism）设计形成对比。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当然，Jony Ive最富盛名的作品还是在苹果，他主导设计了苹果公司多款标志性产品，不仅定义了苹果的品牌形象，也深刻影响了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设计趋势，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
以下只是他主导设计的部分作品：
1、刚才我们提到的iMac G3（1998）：采用透明彩色塑料外壳，打破传统电脑的沉闷形象，极大提升了用户亲和力，被认为拯救了苹果。下图是我在eBay看到的一个二手产品截图，现在看也没有任何过实感。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2、iPhone（2007）：重新定义智能手机设计，极简外观与触控界面结合，带来革命性用户体验。
3、iOS 7（2013）：主导苹果移动操作系统界面设计，采用扁平化设计风格，简化视觉层次。
4、苹果总部Apple Park及苹果零售店设计：不仅限于产品，还涉及建筑和空间设计。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此外，Ive还与OpenAI CEO 山姆·奥特曼合作，创办了名为“io Products”的AI硬件初创公司，专注于开发新型人工智能设备，目标是打造一种“比iPhone更少社会干扰”的计算设备，可能包括无屏幕的“手机”或智能家居设备。2025年初，有传言说OpenAI正考虑以超过5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一、设计的印记与硅谷的变迁
Patrick Collison 在对话开始邀请 Jony Ive 分享对 Stripe Sessions 2025 会场设计的初步印象。Ive 称赞其“可爱”（lovely），并提及自己已许久未到访此地，但对这里仍保有鲜明而生动的记忆 。这自然地引出了 Patrick Collison 的一段往事：他初到旧金山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正是由 Jony Ive 主导设计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大约在2005年或2006年，地点同在莫斯康尼会议中心（Moscone Center）。只不过，彼时的 Collison 还在分会场。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话题随后转向了 Jony Ive 与硅谷的渊源。Ive 于1992年正式来到硅谷 。Patrick Collison 引用了计算机先驱 Alan Kay 的一个观点：软件和计算机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流行文化”（pop culture），因为从业者往往缺乏历史感，不太了解前人的理念、成果和历史背景。例如，许多科技从业者并不清楚互联网究竟是谁发明的 。Ive 对此表示认同，并开始回顾他眼中硅谷三十余载的变迁。   
Ive 回忆起在英国艺术学院学习设计的经历，他出生于伦敦，在东北部完成学业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接触到了 Mac 电脑，并深受触动，甚至希望能更早相遇 。他从 Mac 的设计中感悟到：“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是我们身份的证明；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描述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  他从 Mac 中清晰地感知到一群富有原创精神、拥有明确价值观、并深切关注人与文化的创造者 。这些产品传递出的信息，并非仅仅是“在某个时间点为了达到某个价位而被设计出来”，也不是“为了赶进度，以后再弥补”，更不是“如我们所愿的廉价” 。相反，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真正试图推动人类进步”的雄心 。   
正是这种对 Mac 背后价值观、决心和勇气的认同与感动，驱使着主修工业设计的 Ive 渴望与这群“加州的叛逆者”（renegade group in California）会面 。1989年大学毕业后，他首次来到硅谷，但因有工作合约在身，不得不先返回伦敦从事设计工作 。这段经历反而给了他一种奇特的“自由”：由于并非抱着求职的目的，他得以更轻松、更少焦虑地与人交流 。人们也因为不觉得他有所求而更乐于与他会面 。在为苹果做了几年咨询后，他于1992年正式受邀加入苹果，移居旧金山 。   
谈及1992年初到硅谷时的感受，Ive 形容那是一种“天真的愉悦感”（innocent euphoria）。他认为，无论是苹果公司内部，还是整个科技行业乃至湾区，都弥漫着一种由价值观驱动、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共同目标感 。即使存在竞争，但一种“作为服务者的定位”和“有原则的服务精神”是普遍的共识 。然而，时过境迁，Ive 坦言，如今的情况已不尽相同。他认为，现在有更多议程是由金钱和权力驱动的，这与199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迷失的北极星：什么是真正的创新？
面对硅谷风气的转变，Patrick Collison 追问，对于今天的软件、产品和公司创造者而言，那个曾经指引方向的“北极星”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偏离航向？Ive 强调，根本在于拥有坚实的价值观，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宏大图景中的位置，并明确以“赋能和激励他人”（enable and inspire people）为目标。   
他和 Patrick 都认同“工具制造者”（tool makers）的身份，并为此感到自豪 。Ive 热爱推动事物前进，即创新。但他对当下一些现象表达了担忧：“我认为人们常常将创新与标新立异或打破陈规混为一谈。”  他直言：“我对为了打破而打破毫无兴趣。”  在他看来，仅仅是打破常规然后迅速转向下一个目标，只会留下一片“残骸”（carnage）。他所追求的，是因创造出真正更好的事物而带来的“打破” 。   
Ive 进一步指出，人类往往倾向于认为进步和创新是理所当然、唾手可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真正的创新需要坚定的信念作为燃料，辅以卓越的理念和愿景，以及将愿景化为现实并广泛分享的决心 。Patrick Collison 提及 Ive 曾用过一个精辟的短语——“真诚地提升人类”（sincerely elevate the species）。   
为了阐释这一点，Ive 分享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案例：精心设计产品包装中线缆的开启方式。他回忆起某个周日下午，当他为这个细节费尽心思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数百万用户将会与这个小小的拉片互动。他可以选择让线缆更容易解开。Patrick Collison 从功效角度指出，这可以从节省时间的功利角度计算：假设每次解开线缆节省5秒，乘以数亿用户，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
然而，Ive 坦言，这并非他的出发点。他认为，这其中蕴含着更深层的“精神价值”：“我相信，当有人打开那个盒子，取出那根线缆……他们会感觉到‘有人真正在乎我’（somebody gave a shit about me）。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他进一步解释，仅仅满足功能需求是远远不够的，那并非一个进化了的社会或物种的特征 。即使是微小的细节，如果真正源于爱与关怀，就能传递这种情感 。他引用了史蒂夫·乔布斯的理念：当你带着爱与关怀去创造产品时，即便你永远不会认识那些使用它的人，也永远不会与他们握手，但当他们使用你创造的产品时，这便成为一种向人类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这是一种极富思想性、美好且真诚的宣言 。   
三、设计的灵魂：简约、喜悦与幽默的力量
人们在谈论 Jony Ive 在苹果时期的设计时，常常会用到简约（minimalism）、简洁（simplicity）、功能清晰（clarity in function）等词汇 。Patrick Collison 观察到，在这些特征之外，Ive 的设计中还常常融入了幽默感（humor）和喜悦感（joy）。例如，形似皮克斯台灯的iMac G4，色彩斑斓的糖果色iMac G3系列，甚至还有iPod Socks这样充满趣味性的配件 。   
Ive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人们常常误解“简约”。他们以为简约仅仅是移除杂乱（removing clutter），但那样只会得到一个“不杂乱的产品”（uncluttered product），却可能是一个“干瘪、没有灵魂的产品”（desiccated soulless product）。他和团队的目标一直是“为混乱带来秩序”（bring order to chaos），而他所理解的简约，是“简洁地表达事物的本质、其目的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 。  
Ive 坦言，他感觉到在硅谷乃至整个科技行业，喜悦和幽默感常常是缺失的，这让他感到有些沉重。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日益复杂，而喜悦有时会被误解为肤浅或不重要 。他坚信一点：“我的心境以及我在实践中的状态，最终会体现在作品中。”  如果被焦虑占据，作品也会如此 。因此，在实践中保持希望、乐观和喜悦，并在与同事的相处中也秉持这样的态度，最终产品也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 。   
Patrick Collison 引用了 Daniel Cook 关于如何构建“拯救公主的企业级应用”的演讲，其中解构了《超级马里奥》的设计。Cook 批判了那种仅仅关注核心目标（拯救公主）而忽视用户作为“人”的体验的设计方法，强调用户是活生生的、会学习、会改变的个体，软件会对用户产生影响，设计者必须严肃对待这一点。Ive 所使用的“赋能”、“激励”、“爱”、“关怀”、“感激”、“喜悦”等词汇，正体现了这种将用户视作鲜活个体的设计理念 。   
与此对应，Ive认为要警惕“可衡量性”的陷阱，他分享了一个他在苹果多年后才意识到的重要现象，这个现象在大型团队共同开发产品时尤为明显 。人们在讨论产品时，往往倾向于谈论那些可以用数字轻松衡量的属性，比如进度、成本、速度、重量等等——任何可以用“6大于2”这样明确标准来判断的指标 。   
他理解这种倾向，因为这源于人们渴望建立联系、渴望包容和达成共识的本能 。然而，危险在于随之而来的“阴险的谎言”（insidious lie）：“我们花费所有时间讨论这些容易衡量的属性，因此，这些就是所有重要的东西。”  Ive 强调，这仅仅是部分真相 。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员能为产品体验贡献的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方面——那些能让产品使用起来令人愉悦、充满乐趣，并因此提高使用频率的元素——同样至关重要 。他风趣地回应了 Patrick 关于“英式口音可以让人免于被指责傲慢”的玩笑，继续阐述这一观点 。   
四、在规模化中坚守匠心
Patrick Collison 提出了一个常见于快速发展型企业的问题：执行速度与最终品质之间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Ive 坦诚地回答“有时是这样” 。但他更倾向于将问题重新定义为“动机”问题 。
当面临这种选择时，他会坚持认为两者可以兼得，尽管这非常困难 。他认为，高效工作本身就有一种美感，而这可以被理解为速度。他和 Patrick 都非常注重用词，因为词语会影响思维方式，而用于定义问题的词语至关重要 。因此，他会将问题表述为：“我们如何才能以极致的效率工作，创造出拥有惊人品质的东西？”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另一个张力随之而来。在初创期，创始人可以掌控一切，对每个细节施加自己的品位和判断 。但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任何个体都无法再全面了解所有事情 。很多事情会在创始人未曾察觉或没有机会介入的情况下发生，有些结果可能并非其所愿。面对这种情况，Ive 认为，首先要承认这非常困难 。他相信我们会经历不同的“章节”或“季节”，痛苦往往发生在旧章节结束和新章节开始的过渡期，我们需要调整和改变方法 。关键在于，不能指望用开始时的方法来应对结束时的局面 。   
在持续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哪些是自己绝不妥协的核心原则、价值观和动机 。当发现自己的动机发生偏移时，就需要警惕并进行自我反思和调整 。他相信，只要动机和价值观保持不变，即使在规模化的环境中，那些天生的“掌控狂”（control freaks）——或者用更积极的说法，那些极度注重细节和品质的人——总能找到发挥作用的方式。   
五、创意团队的秘诀：信任、关怀与共同创造的仪式感
如何打造和领导一个高效的创意团队？Jony Ive 分享了他三十余年领导小型创意团队的宝贵经验 。他认为，没有什么比创意团队本身更重要 。声明这一点，并清晰认知到自己作为团队一员的贡献，是构建卓越团队的基础 。   
当处理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概念，以及那些总是从一个想法、一次试探性讨论开始的脆弱创意时，一个相互信任、甚至彼此关爱的小团队至关重要 。真正的关心会促使人们倾听 。许多好点子之所以夭折，往往是因为人们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忘记了“观点并非想法” 。Ive 坦言，他时常感到恐惧，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错过了许多来自安静的人、来自安静角落的绝妙想法，而这种错过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   
为了培养团队成员之间真实而深厚的关系，Ive 尝试过许多方法。他发现一些仪式性的实践非常有效：
为彼此创造事物（Make things for each other）: 将此作为团队日常连接的一部分，无论是工作相关的原型，还是生活中的小惊喜。这能让人更关注他人而非自己，让人变得更易展现脆弱，也让对方感受到感激 。这本质上是将服务他人的职业追求，内化到团队的日常互动中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苹果的设计团队，每周五早上会有一位成员轮流为整个团队准备早餐，从简单的麦片牛奶到精心制作的食物，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心意 。   
在彼此家中工作（Work in each other's homes）: 团队成员轮流将大家邀请到自己家中工作一天。Ive 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方式，既能激励大家做出好作品，也能有效建设团队 。作为主人，会因为展示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产生一定的焦虑和自我意识，但这并非坏事 。而作为客人，在别人的家中会比在会议室里更守规矩 。更重要的是，工作环境的改变会极大地影响思维方式。谁会愿意在毫无生气的会议室里消磨时光呢？  当你坐在同事家的沙发上，素描本摊在他们的咖啡桌上，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关注点以及灵感的迸发，自然会与在刻板的公司会议室中截然不同。   
六、美学的本质：客观功能与主观感受的交织
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面对这个经典哲学问题，Jony Ive 认为两者兼具 。他强调，实用性和功能性是基础：“如果一个东西不好用，它就是丑的。”  他对那种将实用性与美学对立起来的观点感到沮丧 。如果他参与设计的东西不好用，无论它看起来如何，他都会认为它是丑陋的。   
然而，当涉及到“品味”（taste）的问题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设计领域一直面临的困境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并非每个观点都具有同等分量 。即便有些人系统学习过设计，也可能品味堪忧 。Patrick Collison 引用了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观点：在两个物体或选择之间，应该选择那个感觉更“人道”（humane）的，这种物体中所蕴含的人性关怀，是比“美”本身更可靠的指引，因为后者更容易陷入主观臆断。   
Ive 对此深表赞同 。他认为，许多公司实际上是在“屈尊俯就”消费者（patronize consumers），而用户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成熟和复杂。他坚信，人们能够感知到“关怀”（care） 。在服务行业，这种感知相对直接，因为你会直接与人接触 。当关怀通过一个物体或一款软件间接传递时，会更复杂一些 。但他反向论证道：“如果你能感知到‘粗心’（carelessness），那么你也应该能感知到‘用心’。”  他在苹果时，团队会花费大量精力去完善产品的内部构造，即便用户可能永远不会看到 。这就像一位伟大的木匠会精心打磨抽屉的背面，即便它轻易不会示人 。Ive 认为，“当无人注视时我们所做的事情，更能体现我们是谁。”  如果只做表面功夫，内心会有一种肤浅不安的感觉 。   
七、现代主义的演进与 LoveFrom 的多元探索
谈话转向了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探讨。Patrick Collison 指出早期现代主义作品中存在的某种“刻意的丑陋”或“不和谐感”，例如杜尚的《泉》、毕加索的解构画作，以及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 。同时，现代主义运动，如包豪斯（Bauhaus），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甚至在其宣言中称其为一场Socialism运动 。Ive 本人也接受过包豪斯设计理念的熏陶 。  
Jony Ive 认为，在许多运动的初期，无论是设计还是艺术，都会有一种强大的原始能量爆发 。美感的形成往往需要时间去演化和沉淀 。在能量爆发的初始阶段，创作者可能没有时间，也不愿被传统的美学概念所束缚 。以包豪斯为例，其早期很多设计是围绕新材料和新工艺展开的 。例如，布劳耶椅（Breuer chair）或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等经典的弯管家具，正是因为设计师们对“弯曲钢管”这一新技术的兴奋和痴迷而诞生的 。在那样的探索初期，“美”可能并非首要考虑，“管子”才是 。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离开苹果近六年，Jony Ive 创立了创意公司 LoveFrom。Patrick Collison 戏称 Ive 当前是否进入了“装饰主义时期”（ornament era），因为相较于苹果时期极致精简的风格，LoveFrom 的作品展现出更多元的面貌 。Ive 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并继续解释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他所能想象的最卓越的创意团队，目前团队约有五六十人，其中许多设计师与他共事数十年。这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团队，包括工业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用户界面设计师、建筑师、字体设计师、音乐家和声音设计师等 。   
他认为，作品风格的转变，更多是源于合作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多样性。例如，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设计官方徽章，其方法和考量，自然与当年为 iMac 设计操作指南截然不同 。   
八、科技的双刃剑：创新者的责任与深思
对话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当下备受关注的议题：智能手机、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包括对注意力跨度、青少年发展以及教育公平性等方面的潜在负面效应 。Jony Ive 坦言，没有什么比这些问题更让他萦绕于心和困扰的了 。   
他承认，创新过程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希望大部分是惊喜，但他也坦承，他深度参与过的某些产品，确实带来了一些“远非愉快”的非预期后果 。他强调：“即便没有恶意，我认为仍然需要承担责任。这沉重地压在我心头。”    
回顾历史，技术变革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并非新鲜事。Ive 和 Patrick 曾讨论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建筑，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抽水站（Victorian pumping stations）。这些曾经用于处理城市污水的设施，被建造得如同教堂般宏伟，象征着一项巨大技术进步（将污水从街道清除）对社会带来的福祉。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 。   
然而，Ive 指出，当今时代面临的独特挑战在于变化的“速度” 。在过去，社会尚有时间去停下来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建立相应的社会结构或基础设施来适应和应对这些转变。但现在，技术发展如此之快，相关的讨论往往来得太迟。他感到欣慰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其安全性的合理担忧 。相比之下，多年来关于社交媒体的讨论却鲜少涉及其潜在危害，这种“未被言说的 insidious（阴险的）挑战”反而更令人担忧 。   
因此，他认为，即使初衷是好的，如果参与创造的事物带来了不良后果，创造者也需要承担起责任 。这种责任感，也驱动着他目前在 LoveFrom 从事的一些他暂时还不能公开谈论的工作，并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分享 。   
当被问及历史上哪个时期、哪个地方拥有“最好的设计”时，Ive 再次提到了他对工业革命时期的痴迷 。他特别赞赏像吉百利（Cadbury's）和弗莱（Fry's）这样的桂格（Quaker）派公司，它们不仅设计产品，还为员工设计住房和城镇，体现了强烈的公民责任感 。他热爱那种将创新视为文化、政治乃至精神层面，并体现在建筑等多种形态中的广阔视野 。   
在对话的尾声，Patrick Collison 提出了一个问题：Stripe 是一家提供可编程金融基础设施的公司，对于这类并非直接面向消费电子市场的企业，为何也应该如此重视设计？    
前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1992年的硅谷天真而愉悦，现在是金钱权力，已不再固守极简主义，管理创意团队我有两种好方法
Jony Ive 的回答是：“如果 Stripe 不在乎（设计），Stripe 就不会是今天的 Stripe，你（Patrick）也不会坐在这里。”  他坚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我们别无选择，关心彼此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
他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名言：“归根结底，一切皆是爱与工作，工作与爱。仅此而已。”  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在工作上，如果在工作中选择不关心他人，不仅他人会因此受损，我们自身也会在一种“腐蚀性的存在”（corrosive existence）中煎熬 。   
至顶AI实验室 作者：高飞的电子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