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乔纳森·坎特于2024年卸任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司长一职时，他决心继续打击非法垄断行为。只不过这一次，他将战场转移到了私营部门，并且使用了一件颇为意外的工具：AI。
坎特与反垄断司前代理司长多哈·梅基一同创办了一家新的科技初创公司，名为FluxCap。团队汇聚了多位前司法部工作人员和前Palantir工程师，致力于销售一款基于AI的法律研究与分析工具，帮助原告建立并强化针对那些财力雄厚企业的诉讼案件——正是坎特和梅基此前在反垄断司任职期间所对抗的那类公司。FluxCap首先聚焦于反垄断案件，但计划未来拓展至其他执业领域。
坎特将FluxCap视为反垄断监管者对抗科技巨头及其他领域强大对手的“力量倍增器”。
“对我来说，这关乎生死存亡，”他在接受The Verge采访时表示。“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是执法得以奏效的唯一途径——只有借助技术等工具，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远超当下的效用。”
FluxCap的平台建立在专有技术和现有大语言模型基础之上，主要用于研究与分析。该工具经过训练，能够提炼出决定案件成败的事实与法律框架，进而发现律师逻辑中潜在的漏洞。为帮助律师准备庭审，FluxCap还能协助筛查海量证据材料，从中寻找企业从事反竞争行为的蛛丝马迹。这是利用AI帮助律师以更少资源完成更多工作、提升法律流程效率的一系列法律科技工具中的一员。
坎特表示，让该工具找到相关证据是最难攻克的部分之一。高管们不太可能公然承认自己在搞垄断，但周边语境却能赋予某些言论非常具体的含义。例如在针对Live Nation-Ticketmaster的反垄断审判中，政府方播放了一段Live Nation首席执行官与一位决定转用其他票务平台的客户之间的电话录音。电话中，该首席执行官提醒这位客户，城里一座新建的体育场馆可能会让公司更难为其场馆提供同等数量的演出。该客户作证称，他将此理解为一种“并不算隐晦”的威胁——暗示如果他不同时接受Live Nation的票务服务，公司可能会停止向其提供演出节目安排。
FluxCap由前政府律师组成的团队花费数月时间，利用现有及假设的测试案例对系统进行检验，以验证其是否真能帮助构建站得住脚的论证。坎特将这类工具称为“基础法律工具”（他戏称为“BLT”），他表示，要让这类工具理解这种微妙之处十分困难，因为“打官司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双方都可能有道理，双方也都可能有错。你真正要做的，其实是说服法院、陪审团或监管机构，使其得出某种特定的结论。”
精品反垄断律所Kressin Powers是FluxCap最早的客户之一，坎特表示目前公司正在与公共及私营执法机构进行洽谈。“它赋予了他们一种虚拟能力，让一支小团队也能对抗一支庞大的团队，”坎特说道，并补充称该工具相当于提供了大约“20多人全天候工作”的人力支持。
FluxCap的构想最早萌芽于反垄断司内部，当时坎特及其团队就已经在尝试借助技术来拓展有限的资源。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司法部曾两次将谷歌告上法庭，并对苹果和Live Nation等公司提起垄断诉讼。但反垄断司的资源与人员配置，相较于那些市值高达数十亿乃至万亿美元、并拥有庞大法律团队负责文件审查与案件辩护的公司而言，可谓相形见绌。整个反垄断司在2026财年获得国会拨款2.45亿美元，在多个业务领域共配备400余名律师。
对于各州总检察长而言，这种资源失衡更为显著——在特朗普政府对反垄断执法有所松懈之际，是各州总检察长推动了相关行动的持续开展。今年早些时候，各州总检察长在一起针对Live Nation的案件中胜诉，而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则选择了和解；此外，各州还曾起诉阻止派拉蒙与华纳媒体的合并交易，最终在司法部放弃介入后以和解收场。“一个大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可能只有10个人在负责某一案件，”坎特说道。“想要拥有足以对抗这些大公司的资源，根本不现实。”
坎特在担任反垄断司司长期间，他和同事们也曾尝试使用基于AI的“基础法律工具”，但发现这些工具在应对复杂的法律研究时力有不逮。“每位反垄断律师都试过向ChatGPT，或者（AI法律研究软件）Harvey这类工具提问，它们的表现还算过得去，”坎特说，“但它们总是抓不住其中的微妙之处。”坎特任职司法部期间，反垄断司曾从政府的技术现代化基金中获得4550万美元拨款，用于实施更完善的案件管理与证据审查工具。坎特表示，团队在离任前“从未有机会真正将其付诸实践”，但他们如今正在打造的东西“比我在司法部时所能想象的更具雄心、也更加出色”。
坎特坦言，单靠技术本身并不能完全拉平竞争场地。“政府终究会处于劣势，他们迫切需要更多资金、更多预算，以及更多的人手。”但他也表示，即便如此，私营部门的被告一方很可能依然“在体量上远远超过政府——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是私人原告方——所能调动的任何资源”。“我们相信，这将成为伟大的平衡器，让这些团队无论对手规模多大、财力多么雄厚，都能与之正面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