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治理很重要,即便在科技巨头的世界里也不例外。投资者正逐渐发现,公司如何运营这件事,远比把尽可能多的控制权交给创始人或超级明星首席执行官,然后坐等惊艳回报出现要复杂得多。有时候,对权力加以一定制衡是有益的,尤其是在危机来袭之时。

当然,这个道理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在美国第一代大型科技公司出现之前的大约三十年里,公司治理理念的核心主张是坚持"一股一票"原则的基本公平性。换言之,股东应该能够通过简单多数表决,赶走行为不当或业绩不佳的管理者。

直到谷歌(现为Alphabet)和Facebook(现为Meta)凭借其"使命"宣言登场,双重股权结构——以及不平等的投票权——才重获新生。支持者的论点是:公司的使命如此重要,创始天才们需要能够以不受约束、敢于冒险的方式去追求它,而不被普通股东那些令人厌烦的短期要求所干扰。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Snapchat公司Snap甚至能够把"重新发明相机"这一夸张的雄心包装成如此重要的事业,以至于可以发行完全没有投票权的股份,而不仅仅是投票权被削弱的股份。

现在我们来看看Anthropic,这家Claude AI开发商本周将完成一次估值1.4万亿美元的重磅上市。这里的治理架构,说得客气一点,与众不同。本质上,这里存在两个权力中心,而普通股东都不在其中。

一个是七位创始人,他们集体拥有一张票,掌控着50.1%的最终投票权——这种集体投票的设计旨在迫使他们达成共识。另一个是一个在财务上没有利益关系的信托机构——长期利益信托(Long-Term Benefit Trust),它提名七名董事中的四名,负责权衡盈利与造福人类之间的平衡。受托人阵容堪称精英荟萃,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伯南克。整个架构还被赋予了"公益公司"的性质,以呼应Anthropic对负责任、安全开发AI的承诺。

关于这一架构,有两点可以肯定。首先,其动机显然比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领导的创始人团队单纯的权力攫取更为复杂。相反,Anthropic对长期利益信托的支持似乎是为了建立某种宪制性的权力平衡。

其次,与那些要求同等经济风险对应同等权利的常规做法相比,Anthropic或许比大多数公司更有理由偏离常规。正如上市文件所言,如果AI的发展可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或存在性风险",那么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治理结构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我们谈论的不是Snap那些给社交媒体用的花哨视频。

尽管如此,Anthropic提供的仍是一次未经验证的实验。尽管说得好听,这家公司也可能只是重新打造了一套内向封闭的"相信我们"式架构,只是披上了更为精致的外衣。

资产管理公司Aberdeen的可持续投资经理斯图尔特·里迪克(Stuart Riddick)提出了一个微妙的观点:"原则上认同某项使命,并不等同于认同董事们对这一使命的解读和执行方式。"

里迪克指出,微软AI部门首席执行官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尽管承认Anthropic对AI安全问题的认真态度,但也对该公司在所谓"模型福利"问题上的思路提出了强烈而详细的批评,他主张不应训练AI模型表现得好像具有权利或意识一般。

那么,在实践中,Anthropic所谓负责任的治理安排究竟是如何处理此类争议的?除非长期利益信托开始真正发挥其独立性——或者反之——否则外界很难判断。

如果受托人在基本安全问题上与创始人意见相左,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向外界公开吗?还是会考虑到最终投票权仍掌握在创始人手中,因而选择不去搅动这池水?如果股东被剥夺了任何问责高管的角色,那么真正的制衡力度究竟有多少?

令人意外的是,在英伟达相关事件发生之后,Anthropic的治理架构却几乎没有受到关注。诚然,这套架构被设计成是高尚且负责任的。但它依然代表着权力极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现实。

The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