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到五年内,哪种基础设施战略能为我们的业务带来最有价值的灵活选择?"

这正是许多首席信息官在应对VMware乱局时应该思考的问题。

大家都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年来,VMware一直是市场领导者,也是众多企业的低风险之选。然而博通完成收购后,情况发生了转变。成本上涨、许可模式变化以及服务问题,迫使许多公司重新评估自己的基础设施战略。

但对于正在重新考虑VMware的首席信息官,这里有一个提醒: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挑选新的虚拟化管理程序上。真正的问题远比虚拟化软件本身更为宏大,它关乎企业对内对外提供关键服务所依赖的技术根基。

依据我的经验,更为成功的迁移案例往往会综合考量更广泛的平台与生态系统,并清晰理解成本、运营影响以及业务风险。这意味着企业需要超越眼前的迁移或续约决策,将未来的灵活选择作为核心考量因素。

VMware的决策远不止许可费用账单

当然,在大多数关于VMware引发众怒的报道中,成本都是焦点话题。这也通常是向我倾诉不满的技术领导者首先提到的问题。我理解这种心情——成本上的冲击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但这也应该成为推动更广泛评估的契机。首席信息官应当审视组织整体的运营模式,而不是仅仅将VMware的许可费用与替代平台的价格进行简单对比。成本最低的虚拟化管理程序,未必就是成本最低的运营模式。

如今VMware的经济模型已大为不同。打包方式和许可政策的调整,使得许多组织继续使用VMware变得难以证明其合理性,尤其是那些面临成本大幅上涨和更长期合约约束的组织。

尽管如此,将决策简单归结为"VMware太贵,替代方案更便宜"仍是短视的。我见过一些首席信息官把这当作紧急降本项目来处理,结果却发现,最便宜的平台未必是迁移成本最低的选择,也未必是最佳的长期运营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成本背叛带来的最初刺痛感消退之后,领导者需要深入探究许可费用本身之外的问题。他们应当评估:

目前已经具备哪些基础设施和管理工具?

组织拥有哪些技能储备?

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能提供哪些专业支持?

重新培训或运营变革需要付出怎样的成本?

实际的迁移工作将涉及哪些内容?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更广泛的业务风险议题。随着基础设施日益被视为一项战略性业务投资,领导者需要超越当下的支出考量,思考限制未来选择将使自己承担多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平台的真实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离开它的难易程度。

衡量灵活性:改变方向有多难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如果理论上存在离开的可能性,但实际操作却需要进行一场紧急迁移,这样的平台还能真正称得上灵活吗?

灵活性应当被视为应对未来变革的实际筹码。这意味着需要区分技术层面的可迁移性——即工作负载是否能够迁移——与实际层面的可迁移性,即迁移过程是否不会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中断、技能缺口或运营复杂性。

这一区分引出了五个问题:

工作负载能否在本地部署、私有云和公共云环境之间自由迁移?

管理、自动化和报告工具是否具备可迁移性?

组织对单一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有多高?

如果定价或许可政策再次改变,会发生什么?

迁移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资金?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促使组织考虑诸如Nutanix、Hyper-V、OpenShift、Kubernetes或Proxmox等替代方案。尽管这些平台过去都曾存在各自的生态系统局限,但随着市场的成熟,这些限制已经有所缓解。

迁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五六年前,脱离VMware可能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工程,许多组织对此望而却步。而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让这类迁移变得风险更低、可行性更高。

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客户对话内容的演变上。不久前,常见的问题还是"我们该如何挺过这次VMware变局?"而如今,越来越多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环境,使下一次变化不会让我们再次陷入同样的困境?"

这是一种前瞻性的思路,它不会把灵活性简单地归结为"是否放弃VMware"这一决定,而是要确保无论是VMware还是任何替代方案,都不会在未来演变为一个无法逆转的决定。

为明日所需的基础设施做出今日的决策

曾几何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单一平台是众人追求的黄金方案。但这种模式已不再适合当今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现实。

随着市场日益呈现多元化格局,首席信息官如今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根据未来的工作负载和业务需求来制定基础设施决策。这一战略经历了几个鲜明的演变阶段:传统基础设施时代以超额配置为核心,因为需求难以预测;公共云时代围绕弹性和按需消费而建立;混合基础设施时代则源于一个认知——并非所有工作负载都适合放在公共云上。

如今,整个格局正变得更加复杂。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数据中心容量压力、供应链限制、基础设施成本上升、工作负载回迁、现代应用程序架构以及容器技术,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再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答案。

有些工作负载适合本地部署,有些适合放在私有云中,有些则应部署在公共云上,还有一些可能需要裸机环境。人工智能带来了新的基础设施需求,而工作负载的特性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首席信息官需要一套实用的决策框架,其中应包含以下问题:

如果经济因素或需求发生变化,我们能否轻松迁移这些工作负载?

我们的管理、自动化和报告能力是否具备可迁移性?

该平台是否支持容器、人工智能和现代应用程序架构?

如果三年后当前的许可模式再次发生变化,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是否拥有足以高效运营该环境的技能储备和合作伙伴生态?

我们能否根据需求变化来优化工作负载的部署位置?

这项决策是为未来打开了更多大门,还是将其关闭?

这些问题应当放在三到五年的时间维度中加以考量,而不是在迫在眉睫的续约或迁移期限压力下仓促决定。

这是因为,最昂贵的基础设施决策往往是那种剥夺了下一次选择权的决策。而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远不止VMware一家。问题的核心并非仅仅在于博通是否会再度做出令人措手不及的举动,而在于任何一家主要供应商——包括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或战略性平台厂商——是否都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灵活性已经成为一项普遍适用的基础设施原则,而不仅仅是对单一供应商事件的应激反应。

不要以牺牲未来为代价解决当下的问题

即便经历了最近的这场动荡,对于一些组织而言,VMware仍将是正确的选择。部分首席信息官在评估自身的工作负载、权衡各种选项之后,会得出维持现状才是最稳妥决策的结论。

然而,仅仅因为VMware长期以来都是默认之选,就继续将其视为正确答案,这种做法已站不住脚。它或许适合某些工作负载,却未必适合另一些。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默认选择本身就是一项战略决策,而且很可能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

灵活性正是有助于降低这种风险的关键所在。这并不意味着要同时维护数十个平台,也不意味着拒绝对任何方案做出承诺。它的真正含义在于:谨慎思考组织正在购买什么、正在形成怎样的依赖关系、未来改变方向将面临多大难度,以及这套环境必须支撑哪些未来的工作负载。

目标并非选出今天看来答案最优的基础设施决策,而是选出能为明天保留最多可行选项的那一个。

DataCenter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