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零和 戈森

校园贷恶性事件爆发,山东辱母案雪上加霜,让催收行业的监管,突然而至。

云平台关停接口,短信群发和网络电话纷纷停摆;监管部门搭建投诉体系,一旦核实,整个公司都得封号;深圳、上海的地方催收规则出台,根根红线,森严无比。

催收行业面临了诞生以来的,最艰难时刻。

洗牌将至,业内人士估计,近一半的催收平台将倒闭,上千公司将出局。

这是命运中的大劫,还是涅槃后的新生?

01 大雨欲来

2016年临近年底,频繁的校园负面新闻集中出现,整个互联网金融遭受重创。

催收行业,最先感受到监管的压力。

“尽管催收处在信贷的最后一环,却总是最早感知监管的温度”,某平台的催收总监杨凌发现,网络电话突然无法使用。

在此之前,催收最核心的电催业务,都是依靠网络云平台,拨打网络电话和群发短信。

“这些大的平台,直接告诉我们,上层监管比较严,不再接互联网金融平台”,杨凌称,对于这些平台来说,有营销需求的商家,都可能是他们的客户。

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营销和催收业务,只是他们业务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斩断毫不犹豫。

催收业务被生生砍断之后,杨凌辗转找到一些“地下平台”,却发现对方要价直接涨了几倍——以前一通网络电话,只需要4分到5分,而如今涨到了9分到12分。

“最让人可气的是,这些平台还借机揩油,设置了各种苛刻条件”,杨凌称,一般每个催收员会有一个网络电话终端,而现在每月还需要加收50到200的费用,“我们称这个叫人头费”。

除了设置“人头费”,还加上了“设备费”。

平台还提出,要收“中继线”的费用——中继线是连接网络电话和座机的设备,而在此之前,平台都会包办,并不收费。

“就相当于购买了一台座机,还必须支付购买电话线的费用”,杨凌提出抗议,云平台的答复是,如果你有呼叫中心资质的话,可以自己去购买中继线,费用是300到500元每月。

如果没有,需要云平台提供,价格直接飙升到3000元每月。

“营业执照上写着石油、证券、网络金融的经营范围的,基本都申请不下来”,杨凌称,实际上,2015年之后,各个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不太友善”,基本申请下来的概率为零。

各家公司只能接受3000元的高价。

如此算下来,拨打网络电话的成本,除了增加两三倍之外,每个催收员每月还要加收近3500元的成本。

对于一些小的催收团队,成本的暴增已让他们入不敷出。行业洗牌,猝不及防地来临,而更大风暴,还在后面……

02 步步紧逼

各家催收公司还正在苦寻网络电话的渠道,没想到短信群发也开始崩盘。

在此前,催收行业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正规的催收公司,会和云平台合作,而另外一些非正规公司,则会采取一些“黑暗手段”。

“云平台的规则太多,还得审核短信模板”,催收员秦欢欢称,他的操作方式,就是从某宝上,批量买一些“非实名电话卡”,100元一张,里面有200元花费。

“我就用自己的手机群发短信,200元话费,也能发2000条短信,而且短信内容不受限制,想怎么威胁辱骂都可以”,秦欢欢称。

后来越做越大,他就买回来几个“猫池”,将所有的卡插进去,用电脑操作,集体群发短信。然而从3月份开始,秦欢欢发现,短信群发不太灵了。

“上门、催收、法院等敏感词,在发送的一瞬间,短信就直接消失不见了”,秦欢欢不得不反复换词,至今都很难摸透,哪些词汇突然就成了“禁言禁语”。

刚开始,催收行业以为这些只是为了备战“315”,过了“315”就好,却没料到监管“这次来真的了”。

今年4月,山东辱母案后,催收行业出现崩塌之势。

“几乎所有的人,都将矛头对向了催收行业,仿佛我们就是万恶之源”,秦欢欢感觉到周围人的恶意,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指责,就连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略带异样”。

更严苛的监管尾随而来。

5月4日,深圳互联网金融协会对外发布《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催收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成为国内首份针对催收的地方性文件。

十条禁令,泾渭分明。很多规定,直插催收行业心脏。

比如,严禁催收机构在任何非正常时间段(借款人所在地时间8:00-19:00)与借款人就催收事务进行沟通;严禁催收人员骚扰债务人的咨询人、家人、同学及朋友,以追问有关借款人的下落或联络方式等等。

监管一出,催收行业一度炸锅,主要情绪是“抗拒”。

“这其实就是把美国的公平法案,翻译成了中文”,某互联网催收平台的负责人对一本财经称,但美国和中国的环境,大不相同。

美国信用体系完备,老赖的人数比中国要少很多。

中国的老赖群体有多庞大?光是北京区,法院公布的失信黑名单人数,就高达10万人。

而真正被法院起诉的老赖,实在是九牛一毛,因此有业内人士预估,中国老赖人数,已逾千万。

在“戒赌吧”等老赖聚集的社区里,大家对新发布的法案,颇为兴奋,“就算不还钱,他们也不敢催了”。

“监管条例的出现,确实让借款人有更强的侥幸心理,催收更难了”,该负责人认为,面对中国这样的市场,如果真的完全按照监管来,“催收基本没法干了”。

“抗拒情绪”似乎无事于补,监管如期而至,毫不停歇。

就在当天,几十家平台大型的云平台都“很抱歉”地告知杨凌,短信群发业务暂停。

几乎所有“106”开头的营销短信平台,将他们都拒之门外。

杨凌只能再次寄托到“地下平台”。

很多平台开出了天价,价格暴涨几倍。杨凌通过熟人介绍,“走了个后门”才找到一家价格稍低的。

以前发送一条短信的成本是4分,送达率90%,而现在的报价是成本8分,送达率70%。

成本翻倍还不是关键,对短信的审核,变得无比严格。

以前和大的平台合作,杨凌会提交一个短信模板,差不多就能过,而现在,“催收”、“上门”、“起诉”、“法院”,还有一些威胁语气词,都成了“禁语”。

“我们给供应商提交短信模板,他们会要求反复改,我们的策略就是不停换词”,杨凌举例称,比如催收,改成“清收”,起诉,改成“通知单”。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变通的词,还是会不断被加入“黑名单”。

而此时,相关部门对通信行业的监管,更为严苛。

信息产业部、各大运营商,联合起来绞杀“暴利催收”和“信息诈骗”。

一旦有用户去相关部门投诉,运营商就会去核实,有时候甚至会调取通话录音,一旦核实无误,“整个公司的电话都会停掉”。

“短信和电话,都纳入了严密监控的范畴,稍微不慎,就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封号”,杨凌不得不在公司内部,开始了紧急培训,训练催收员的话术,“一定要稳,骂不还口,绝无脏字”。

正规公司尚且如此,地下公司的业务更是雪上加霜,用户一旦拿着短信截图给联通、电信、移动一通电话过去,手机号就直接封号。

“封一个号,就损失100元,发一次短信,就损失几十个号,这个成本太高,根本耗不起”,秦欢欢称,投诉的敏锐度大幅度提升,他的业务几乎难以维持。

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来。

今年5月底,监管部门开始了对“大数据”行业的清洗。

5月初,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新的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50条以上的,即构成犯罪。

为了杀鸡儆猴,近日,某运营商的员工,因为泄露上千数据,而被判刑。

而催收行业,不可绕过的,就是“信息修复”——很多借款人会突然消失,催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这个人。

“最疯狂的时候,有人上门来兜售信息,直接拿U盘去拷贝”,江宁是一催收公司的负责人,他回忆,当时一千万条数据,价格只需5万到10万元。

“如今很多数据购买的渠道,都断了”,江宁发现,即便还有胆大者敢于铤而走险,价格也翻了“三到五倍”。

数据、网络电话、群发短信等等,催收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被悉数斩断,“整个行业的成本,翻了4到5倍”。

03 洗牌将至

总是上有政策,下对策,很多公司试图找到“曲线救国”的方式。

比如,网络电话无法拨号,他们就找一些平台,把电话先转到境外,在美国、香港绕一圈,再拨回来。

“然而接通率大幅度降低,你看到一个美国拨打回来的电话,你会接吗?”杨凌发现,除此之外,越洋电话还有延迟,“一般会延迟一两秒,沟通起来特别费劲”。

各种应对攻略也在催收圈里流传。

短信不行用微信,只要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用“非实名电话”打,不同时间段,多次拨打,但也要防止客户录音;超过3个月的客户资料及时拷贝,及时删除。

整个行业的成本,大大提高,而违规的成本,也在增加。

“监管的核心逻辑,就是甚至了各种门槛和规则,让成本增加,这样就让一些不正规的小平台,难以存活”,杨凌称。

监管才迈出小小一步,深圳起草的意见稿,也是地方性文件,然而,更加严苛的风暴,即将来临。

六月中旬,某催收平台的负责人被上海监管间接询问,“监管的看法是,目前给出的开放性条件太多,要开始制定细则”,他透露,针对上海的催收政策,已形成初步内部讨论版。

2015年之后,信贷产业火热崛起,一大批互联网消费金融出现,让催收行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整个催收公司,已有多达数千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三五个人,注册一家公司就开干”,杨凌粗略统计,这两年,起码就有上千家专注互联网金融催收的公司成立。

而这其中,近一半的平台,并没有催收资质,野蛮生长。

“营业执照中,没有催收或清收等相关营业范围的,都属于地下催收公司,灰色运作”,杨凌称,大多数暴力催收事件,都来自这些地下催收公司,行业一度陷入众矢之的的深渊。

“行业洗牌已来了,有一半的催收公司将被淘汰”,杨凌认为,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催收行业早就到了该溯本清源的节点了。

他们等待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催收行业在监管的隙缝中,左腾右挪,试图找到一个出口。

但通常是,他们每逃窜一处,很快监管就围堵而来。

这个长期处在灰色边界的行业,仿佛被推了一把,猝不及防地进入阳光下——光线有点刺眼,他们尚未适应。

等他们适应光线,睁开蒙昧的双眼时,就会发现那段野蛮江湖、灰色时代,已是过去……